[43]参见《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即我们一方面直接讨论生命权不平等的一些典型表现，另一方面讨论其他权利不平等中对生命权平等的影响。这种方案的立法模式目前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中亦有体现。
国家在立法层面，也应该制定更加细致的法律制度，如加快制定《看守所法》等，[50]保证公共权力机关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对于如何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问题，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思考。[25]范进学：《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期。这就要求，在目前暂时还没有修改刑法的情况下，对现有的46个死刑罪名，其适用一定要尽量谨慎。这种永远与人类同在的、受上帝本人指引的自然法，当然比其他任何法都具有更高的地位……任何人类法，只要与它相抵触都是无效的。
[7]赵雪纲、王雅琴：《生命权和生存权概念辨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6期。[44] 其次，行政法要更好的关爱生命，为治理生命权的不平等夯实基础。《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规定，企业破产时，劳动债权应当优先清偿。
按劳分配还被普遍视作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其地位是否巩固、实现是否充分，关涉到国家根本制度的稳定和发展。一是挂钩指标难以确定。奖金应当计入企业成本（第71条），属于负债，这反映了奖金的按劳分配属性。新发展理念入宪意味着创新和共享成为新的宪法价值目标。
按劳分配亦服务于重要的宪法目标和宪法价值。[61]参见邓小平：《坚持按劳分配原则（1978年3月2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02页。
然而，按劳分配规范想要切实发挥秩序建构的作用，还必须与宪法的重要价值目标实现衔接。就共享与创新来说，二者的关系有一致的一面，创新驱动发展是做大蛋糕以供分享的前提。近年来出现的问题包括：个别国企利用自然垄断实行高工资。[45]关于法定公益金的存废，参见刘佳萍：《法定公益金制度何去何从》，载《金融法苑》2005年第4期。
习近平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发挥创新激励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1993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后，按劳分配的含义变为按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分配，而劳动力市场不区分用人单位的所有制，是统一的，这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实施按劳分配已经不存在障碍。为了实现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难道要把企业越办越差吗？这在宪法上显然不可接受。经济改革为宪法按劳分配规范设定了演进主义的解释立场，改革的实践与需求构成解释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主要依据。
前文述及，该规定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而在分配中采取的利益兼顾措施，将发展生产设定为提高报酬的必要条件，无发展则无分配。[37]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1978年3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78年3月8日，第1版。
[53]参见[挪]詹·法格博格、[美]戴维·莫利、[美]理查德·纳尔逊主编：《牛津创新手册》，柳卸林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大部分原有的、用于促进效率的制度手段都同样能够促进创新。
包括按劳分配在内的初次分配措施虽然处于配角地位，但并非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失灵正如其他市场失灵现象一样，要运用宪法第15条所规定的宏观调控加以矫正。为了让按劳分配与经营风险脱钩，法律规定了一系列制度。当然，脱钩规定的强制性有限，通常并不排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通过约定实现挂钩。彭真在修宪报告中将按劳分配界定为使劳动者按照他们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得应得的报酬，[10]根据第14条，这里的劳动应该理解为劳动的产出而不是投入。[48]Antonin Scalia Bryan A. Garner, Reading Law: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Texts, Thomson/West,2012, p.174.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712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附件二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指出：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排除按劳分配以外的其它分配方式。首先，从文义上说，主体一词的对应解释是事物的主要部分，而对主要一词的解释是有关事物中最重要的。
[2]但是，宪法按劳分配规范并没有在原点驻足不前，更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而脱离实际，而是伴随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充当了改革的重要理论源泉和制度载体。职工工资则将市场对标作为考量因素之一，这是市场化不彻底的表现。
而从宪法的整体结构来看，序言领起全文，其规范作用辐射到包括总纲在内的正文各章。专利获得实施后，发明人或设计人应当获得报酬。
此处的原则应作何理解，特别是在公有制之内能否容纳其他所有制作为例外，这是不容回避的解释问题。[51]从宪法序言的结构来看，前6段总结历史，后6段规划未来，居中的第7段则承前启后，总结历史经验并确定未来指针。首先，回溯按劳分配规范在现行宪法中的原初意涵可以发现，按劳分配规范服务于宪法上的效率目标。[16]这一论断写入现行宪法第42条第1款：国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实行按劳分配，应当从思想上要求劳动者并且从物质利益上鼓励劳动者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劳动。在与制度环境适配的过程中，按劳分配的规范意涵不断丰富。
[29]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611页。参见许安标主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94页。
在宪法层面，应当重新解释第42条第2款，使之不仅服务于按劳分配的效率目标，而且服务于共享目标。正因如此，《劳动法》第46条才把按劳分配规定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工资分配的共同原则。
至此，按劳分配引入市场机制的主要理论和制度障碍都获得克服，宪法变迁告一段落。职工薪酬即按劳分配部分均列入负债，企业资产减去负债之后的剩余部分是所有者权益，而待分配利润则是所有者权益的一部分。[43]参见《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试想，企业经营不善，经济效益就差，利润就会下降甚至没有，劳动以外生产要素的分配就会相应减少乃至消失，而劳动报酬不变，按劳分配的占比就会变大，主体地位就实现得好。
[18]《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国发〔1985〕2号，1985年1月5日发布。第一次改革可以概括为奖酬分开，以按劳分配的奖金来奖励创新成果，以按知识技术要素分配的报酬来奖励成果推广。
[60]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邓小平在整个1980年先后3次重申要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结合，防止滥发奖金现象的重演。
仅从文件上看，可以挂钩的指标就包括上缴税利最终产品的销量周转量或运距运量销售额或营业额减亏幅度等多种，至于为何选择这些指标挂钩，文件则没有说明。作为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考虑责成国务院按年度披露两个同步的落实情况，并且在每届政府卸任前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出总结。